
1977年3月,北京寒意未退,全国科学大会的预备会上,一位年近八旬的元帅执笔写下八句诗:“攻城不怕艰,攻书莫畏难……”。灯光下,他停顿片刻,说了句:“科学也算杂事,可是非干不可。”会议室里先是一静,随后掌声齐起。那一刻,很多人不由得想起叶剑英一生爱管“闲事”的脾气——哪怕是国计、军务以外的“杂事”国内配资炒股官网,他总揽在手,转身就办。
往回倒六十一年,1916年秋,19岁的叶剑英抵达昆明,迈进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大门。教官讲授战术,他抢着查阅地图;同学们午休,他却翻译德文教材。有人劝他“别把什么都往身上揽”,年轻的广东人笑着回答:“国家烂得一塌糊涂,哪有分内分外。”这种看似“好管闲事”的劲头,很快让他在讲武堂排得上号。
1922年春,他随粤军护卫。那时的广州府衙里,每天都有人递条子求办事。叶剑英帮忙整理、归档、回复,忙得脚不沾地。孙中山留意后叹道:“小叶做的是杂事,却攸关大局。”也就是在这一年,他把“强军救国”四个字写进自己的日记。
1924年,黄埔军校筹办,部分旧式将领主张“贵精不贵多”,把大批青年军人拒之门外。叶剑英忍不住拍桌子:“以后要打现代化的仗,只靠留学几个人?荒唐!”他深夜拟出完整教学计划,拿给蒋介石和周恩来过目。黄埔军校终于如期开学,他担任副教育长,亲自定课程、选教员、画训练图,连食堂柴米都一趟趟检查。旁人调侃他“管得太细”,他笑答:“今天不抓细节,明天就要在战场上赔命。”

1932年冬,中央根据地缺少军事政治骨干,临危受命的还是叶剑英——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。夜里,他把被单铺在地板上,和教师们一起修改教材。为了让学员明白什么叫“运动战”,他在操场上用树枝划线演示。短短三年,数千名学员走出龙冈坪,后来成为长征路上的中坚。
1935年3月,乌江北岸。张国焘密电调动部队,企图分裂红军。叶剑英察觉暗码不对,连夜骑马赶到中央纵队。帐篷内,毛泽东听完汇报沉声道:“老叶,这又是你替我们堵了一枪眼。”第二天拂晓前,中央纵队提前转移,避免被尾随的敌军夹击。长征中类似的“擦枪走火”多得数不清,几次危急时刻,都是叶剑英抢先一步。警卫营战士后来回忆:“参谋长一句‘跟我来’,就能把人心连在一起。”
延安时期,他再次把精力投到教育。抗战爆发后,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,教学内容从单纯的步兵战术,扩展到爆破、测绘、医护,叶剑英统筹门类,连临时借来的顽军教员也给排上课表。有人暗笑他“操心太多”,可几年后,晋察冀战场出现的工兵连、卫生队,正是那批学员支撑了抗日烽火。
1948年4月,华北解放区急需炮兵、工程兵主官,中央命叶剑英在石家庄创办华北军政大学。他抽调旅团级指挥员兼课,邀请苏联专家授课,还把摔得只剩骨架的日式火炮拖进课堂当教具。四万余名毕业生随后分赴平津、太原战场,为华北决战添上关键砝码。
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。接管委员会刚成立,叶剑英被推举为主任兼代市长。他第一件事不是整军,而是抓卫生。彼时的天安门东侧垃圾足有三层楼高,城楼墙体满是弹痕。有人提出“先修政府机关楼”。叶剑英摇头:“首都面貌,就是新政权的第一张名片。”于是市政府挂出“清洁运动委员会”牌子,卫生、公安、商会、工会统统参与。七十天后,十三万吨垃圾被运走,城楼粉饰一新,广场雏形显现。

北平尚在整顿,他又被派去广东。珠江东西两岸土匪盘踞、残留敌特横行,治安糜烂。叶剑英飞抵广州,白天进山谈判招抚,夜里整理复兴计划。有一次,他在从化山区与匪首对话,对方试探地说:“叶市长,你也是广东人,何必管我们?”他面无表情:“我是共产党人,匪患是人民的大事,我不能不管。”
1955年,授衔仪式上,他被列为十大元帅之一。排队受勋时,有元帅打趣:“叶帅手中没几次硬仗纪录,凭啥封帅?”陈赓笑着接话:“他打的是别人不想打的仗,管的是别人懒得管的事。”军礼曲响起,许多将领的目光在那身将星闪耀的军装上停留,又落到叶剑英永远忙碌的手上。
进入七十年代,中国重启科教。叶剑英主持两院工作会议,强调必须自力更生搞尖端技术。他挑灯审核计划,捕捉每个细节:高能物理要设备,半导体要原料,气象卫星要轨道数据——一连串又被视作“杂事”。有人私下议论:“叶帅都这么大年纪了,还事无巨细。”会议休息间,他端着茶杯说:“国家从一穷二白走到现在,每个人都得多管一点,哪怕只是螺丝钉。”
1986年10月22日清晨,叶剑英在北京逝世,享年89岁。病榻旁,一叠写到最后一页的笔记本格外醒目,上面记录的是几个科学院研究所的搬迁细节,以及华南某大学扩建规划。军中有人低声念道:“叶帅生前最怕的不是苦累,而是担心这堆‘杂事’没人再接。”
叶剑英一生,指挥过会战,也主持过城市除尘;编过武器教程,也为高校调配师资。外人看来,他似乎永远在打不完的补丁,干不尽的细活。然而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“杂事”,累积成新中国立国之初那道最坚实的地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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